1 科学与哲学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是在教育体系中长大的。九年的社会主义义务教育，三年高中，随后又经历了九年的资本主义非义务教育。这一路走来，我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相信理性、方法和证据。但也许你和我一样，或者终有一天会和我一样——人到中年，开始偶尔产生一种感觉：科学，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科学”。我当然不是要鼓吹封建迷信。只是慢慢意识到，科学与所谓的“迷信”并非天然对立。网络上常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这句话听起来轻佻，却点中了某种模糊的真实。所谓 “迷信” ，往往指的是暂时无法被科学解释的，却似乎并非毫无逻辑、也并非完全无规律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非科学” 的解释。在我的认知里，谈到非科学，“宗教”是最先浮现的词。但我对个人崇拜，求神保佑式的实践始终持保留态度，加之宗教不可避免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因此在这里，我明确不讨论宗教本身。宗教在人类历史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也持续在了解东西方宗教传统，我更感兴趣的是哲学与信仰。哲学不断追问前提，拒绝在答案处停下；信仰是在不确定中选择一个立足点，使人能够继续行动；而宗教，则是将这种立足点制度化，通过叙事与仪式为群体提供稳定的意义结构。宗教倾向于凝固，所以才被政治附体。哲学倾向于拆解，信仰并非哲学的对立面，而是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人不可能在无限追问中生活，总要在某个地方停下，并据此行动——这个停下来的地方，就是信仰。于是，科学问哲学：信仰是什么？证据在哪里？给我看数据。哲学问科学：意义是什么？尽头在哪里？给我理由。

1.1 科学：认识宇宙的方法体系

科学看似是人类理性的胜利。它给了我们火、电、量子物理和黑洞的语言，使我们得以理解世界、改造世界，并极大提升了生产力。但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当我们说“科学进步”时，究竟在指什么？是理解更深了，还是只是做得更快、更远、更省力？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必然让我们更接近“真相”。很多时候，它只是更高效地满足了人类的欲望与惰性。科学的逻辑，本身并不承诺真理。它依赖假设、实验与推翻，不是一条通往真理的直路，而是一种反复试错的过程。每一次“发现” ，都只是暂时的共识。科学让我们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是存在真相的——而这种“相信”，本身也包含着某种信念。当你说“我相信科学” ，你是在相信方法？相信结论？还是相信那个已经复杂到无法理解、却被默认为“不会错”的系统？当科学的结论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时，我们到底是在尊重科学，还是在把它当作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或者被资本和权力用来收割的工具？科学本身并无善恶。它可以治病，也可以杀人；可以造福，也可以毁灭。定它走向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心。过去一百年，科技以指数级增长。 AI的崛起更像一次加速爆炸，使世界变化的速度开始超过人类的适应极限。而我们的欲望、情绪与恐惧，却仍停留在几千年前。于是我们发现，在“进步”的洪流中，人反而更加焦虑。科技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放大了贪婪与孤独；而这种不满足，又反过来推动科技继续加速，逐渐把工具变成收割机制。科技带来了效率，却没有自动带来意义。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技术同步增长。我们获得了便利，却失去了更多安宁。

1.2 哲学：从宇宙回到自己

如果科学探索的是“世界如何运作”，那么哲学追问的往往是：“为什么会有这一切？我在其中又是谁？”科学像望远镜，把视线推向更远处；哲学像镜子，把注意力拉回更近处——回到“正在看”的那个自己。人类很容易在尚未看清自己之前，就急于理解宇宙。于是我们追逐答案、工具与确定性，却在某个时刻发现：方向丢了，心也乱了。哲学不急着给答案，它先让问题变清楚。怀疑不是消极，很多时候反而是意识和科学真正开始的地方。牛顿追问：为什么苹果会落地，而月亮却没有落地？他用一个问题把地面与天空统一在同一种引力之下。两百多年后，爱斯坦继续追问：引力究竟“是什么”？于是引力从一种“力”变成了时空的几何，广义相对论由此诞生。科学的跃迁，常常不是因为我们算得更精确，而是因为我们终于问对了题这让我想起了我课堂上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统计学家 John W. Tukey 在 1962 年的论文里写的： “Far better an approximate answer to the right question, which is often vague, than an exact answer to the wrong question, which can always be made precise.” 中文大概意识是：“对正确的问题提供一个模糊的近似答案，远比对错误的问题提供一个总能做到精确的准确答案要好得多。”哲学的价值，很多时候就在于：把“错题做对”的执念放下，不要急于运算，先把题目问对。西方哲学常从“理”出发，强调逻辑、推理、定义与自由；东方哲学常从“和”出发，强调平衡、直觉、整体与顺势而行。一个更倾向向外拆解世界，一个更倾向向内观照自我。方向不同，却似乎都在逼近同一件事：觉知。你更习惯“想明白” ，还是更习惯“看见它发生”？佛家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家说：“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这些看似玄奥的表达，未必是在讲迷信，更像在试图描述一种经验层面：意识如何生成，整体如何被感知，时间感如何改变，以及语言说不尽的那一部分。我们探索科学，是为了理解外在秩序；我们追问哲学，是为了获得内在平静。两者并非对立，反而像一体两面。如果科学是工具，哲学就是方向。工具越锋利，方向越重要——否则刀刃终会反向伤到自己。人类文明的危险，未必在于我们创造了 AI；更可能在于：我们对自己的不了解、对 AI 的误解，以及那种“我能完全掌控它”的幻觉。我们想掌控的，真的是AI，还是我们内心的不确定？问题也许更深：人类只能通过有限的感官与语言，去理解一个无限的世界。你可能也有过：明明清楚自己的感受，却找不到合适的词；一旦说出口，体验就变浅、变形，甚至失真。这不是表达能力的问题，而是语言本身的极限。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技术，是信息交换的基础，也是科学与哲学共同依赖的工具。它支撑思想的建构，也同时限定思想的形状。没有任何语言能完整承载体验，就像梦永远无法被完整复述。有时一声叹息、一段旋律、一个停顿，比解释更接近真实。你有没有一种“说了反而更不对” 的沉默？而今天我们谈论的 AI，很多时候本质上是语言模型：它在海量文本中学习人类如何描述世界、如何推理、如何组织论证。可偏偏语言也是人类最根本的边界之一。我们以为自己在用语言“表达”体验，实际上是在把体验压缩成可交换的信息；被压缩掉的部分——身体感、情境、动机、沉默、不可言说的细微差别——往往才是我们真正活着的内容。于是问题变得尖锐：如果训练材料主要来自语言，而语言本身就是边界，那么“真正的 AI”真的可以只通过语言模型实现吗？当理解仍受限于语言，而计算已不再受限于语言，当信息如此唾手可得，计算和储存日次廉价，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我们是否在放弃思考的能力？正在把“理解”本身外包出去？《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讽刺的是：即使读到这些提醒，我们依然只能通过语言和文字交流，别无它法。但“别无它法” 不等于放弃理性：恰恰相反，我们要在充分了解并接受语言局限的前提下，尽可能严谨地交流——清楚区分事实与观点，区分体验与解释，承认不确定性，警惕那些被包装得过于完整的叙述。而且语言只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困住我们的，远不止语言：我们的感官有带宽与阈值，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偏好牵引，我们的记忆会自动改写，我们的大脑习惯用模式与故事去填补空白。佛家说“色受想行识”，本身就像一份对人类认知系统的拆解：我们看见的、感受到的、想到的、惯性驱动的、以及自以为“我”的意识，都有边界、有偏差、有条件。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认识世界，其实是在认识大脑对世界的加工结果。你有没有想过：所谓 “我以为”，究竟是谁在以为？也许哲学最朴素、也最艰难的工作，就是在理解这些限制之后仍然不放弃——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在模型与现实之间，尽可能逼近真相，逼近一种更清醒的生活方式。科学告诉我们万物如何存在；哲学提醒我们为何存在。也许只有当两者在边界处相遇——当我们既看见世界的规律，也看见自己的局限——我们才更接近庄子那句话：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